人物经历

　　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寄宿生活。

　　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

　　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9月经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学生玄(张中行)介绍，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1932年，她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张中行家里寄来少许的钱，艰难维持生活。

　　1932年夏，杨沫怀孕数月后，肚子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了，就悄悄住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12 月，投身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先后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冀中十分区地委会妇委书记、妇救会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1941 年12 月，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先后在平西根据地的《挺进报》、冀中十分区的《黎明报》以及《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做编辑工作。曾任晋察冀妇联主办的《时代妇女》主编。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工作；4月，前往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11月至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34年她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以后又以“小慧”等笔名发表揭露日寇暴行的短篇小说、散文。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篇小说《苇塘记事》，作品集《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杨沫文集》(七卷)等。其代表作《青春之歌》累计印数已超过500 万册，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朝鲜、越南、希腊、印尼、阿拉伯、巴基斯坦、保加利亚等十六、七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并由她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拍成电影，成为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文艺副刊主编。1949年3月15日，返回北京；5月，调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7月，因剧烈腹痛，被检查出宫外孕，后进行手术，切除了右卵巢。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

　　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2年7月底，前往北戴河休养；同年秋，在《新观察》发表中篇纪实小说《七天》；11月，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辑、支部书记。1953年9月，前往通县田家府村帮助农村整改，参加蹲点，给农民群众讲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春，结束农村蹲点，返回北京。

　　1955年4月底，长篇小说《烧不尽的野火》完成，后更名《青春之歌》；5月3日，前往上海出差；6月，返回北京；8月，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运动”，杨沫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1957年至1958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0月，电影《青春之歌》公开上映。1957年7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素不相识的老大娘》。

　　她的力作《青春之歌》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并被拍摄成同名影片，曾影响几代青年。以后她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300万字的7卷本《杨沫文集》收录了她大部分作品。

　　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

　　1962年，调任北京市文联任作协筹委会副主席。1964年，前往北京房山县南韩继大队蹲点。1966年6月，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4月，《青春之歌》再次遭到大规模批判。1969年2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揭露为“假党员”，被迫写认罪书。1971年1月，正式恢复党组织生活。1972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东方欲晓》。1978年1月14日，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9月，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

　　1978年至今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1978年1月，杨沫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

　　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9月，在《浙江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1980年6月，发表《东方欲晓》第一部；9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刘亚光辩解的文章《这个事情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10月，发表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0月22日，返回湖南湘阴县老家；10月28日，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面谈刘亚光问题；同年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10月，《杨沫散文选》出版。1982年8月，出版散文集《大河与浪花》；11月，《杨沫小说选》出版。1985年4月，出版传记文学《自白——我的日记》。1986年5月，出版长篇小说《芳菲之歌》；年底，为《小说林》擅自刊登《杨沫的初恋》一文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

　　1989年1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9月，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月，开始为雄县农民王汉秋写信申诉。1990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英华之歌》。1991年初，替徐明清写文章辩解；10月8日，《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小汤山召开。

　　1991年春至1992年11月，为《梅开二度访杨沫》一文打官司，最后胜诉。1992年至1994年，《杨沫文集》出版。1994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写提案，呼吁改选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1995年5月，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开明的文章；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03分，作家杨沫在北大医院去世，享年81岁。

　　2019年9月23日，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主要作品

名称	首版时间	体裁	出版社
《苇塘纪事》	1950年	中篇小说	三联书店
《青春之歌》	1958年	长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红红的山丹花》	1978年	短篇小说集	北京出版社
《东方欲晓第1部》	1980年	长篇小说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不是日记的日记》	1980年	报告文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沫散文选》	1981年	散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河与浪花》	1982年	散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杨沫小说选》	1982年	小说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自白——我的日记》	1985年	传记文学	花城出版社
《芳菲之歌》	1986年	长篇小说	花城出版社
《英华之歌》	1990年	长篇小说	花城出版社

创作特点

　　主题思想

　　革命爱情

　　爱情是革命题材中不可缺少的主题，知识分子对于爱情一向有着浪漫的期望。《青春之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热捧，最主要的原因是小说延续了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小说讲述了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和三个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选择，通常体现出的是她们内心对待革命的态度，她们往往会为了革命而去牺牲爱情。杨沫在其小说《青春之歌》中继续沿袭了年代革命爱情题材小说中“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表现了女性知识分子对于男性革命者的追崇，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它又明显超越那个年代其他革命题材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艺术特色

　　以小见大

　　杨沫深受鲁迅小说的影响，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从小处落墨，以小见大，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虽然杨沫写的是黑暗的社会以及人物的悲惨命运，但人们仍然能从中看到一丝曙光。如《浮尸》当中村里小学的李先生说：“介绍小三子出去的王老爷不是好人，他是专替日本人当走狗，骗乡下人到东北当劳工卖命的。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小三子不一定真是出去修铁路……"《某家庭》中的结尾，炳儿对妈妈说的话，“爸爸是拿枪打日本鬼子去了吗……”以及《死与逃》中一个白胡子老头看到王老祥惨死的感慨“唉！鬼子、财主害得人好苦呀！叫人抽白面儿，叫人家败人亡一家败人亡！……”这些文字，在悲剧的气氛中，为作品添加了一丝亮色，让人们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

　　人物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形象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于阶级出身的不同，对人生所持态度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千差万别，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成功脱变，比如余永泽、戴偷就选择了保守或反动的道路。这些描写都紧紧围绕着林道静改造成长的主线，从不同侧面供托、深化作品的主题。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知识分子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党干革命，献身于人民事业，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从他们的发展和变化还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最终必将汇入争取民族和自身解放的时代洪流。

　　反面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中不仅成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些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同时也描写了一些容易动摇、沉沦甚至叛变的反面形象，这和对革命者的描写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戴愉。他们作为一种典型负载了作者的道德评判，衬托出正面人物形象。

个人生活

　　感情生活

　　1932年，她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张中行家里寄来少许的钱，艰难维持生活。

　　张中行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家庭生活

　　孩子

　　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母亲杨沫

　　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完成了这个心愿。10年了老鬼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他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杨沫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老鬼觉得这些文章都是老生常谈，全是溢美之词，于是就萌发出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的念头。他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一直到2004年初，母亲去世快10周年了，老鬼觉得该对母亲有所表示。他说：“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呆在这个房子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为了写《母亲杨沫》，老鬼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抗战的时候，杨沫在十分区工作。那里位于保定、天津、北京交界处，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杨沫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老鬼就去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杨沫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老鬼只找到了他们的后代。

　　老鬼说，写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他尽力做到客观，决不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阶段。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兄弟姐妹不同意老鬼这样写当年，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招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假若杨沫在世，看到《母亲杨沫》会是什么心情？老鬼说：“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她肯定反对我这么写她。但是晚年的她，却可能会同意我写。因为她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怯懦，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母亲杨沫》出版，杨沫的其他子女并不完全赞同。老鬼把书稿给他们看过，稿子被改得密密麻麻。老鬼没有完全接受兄弟姐妹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老鬼说：“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没有水平，没有觉悟。”

　　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生活

　　作家杨沫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的三妹杨成芳，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人物纪念

　　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2014年8月25日，为缅怀杨沫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于当日上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杨沫的文学道路、文学成就和在文学组织与领导方面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了其小说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杨沫同志亲属和生前好友以及家乡汨罗市的代表，首都文学艺术界代表、文学爱好者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主持。

人物评价

　　“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杨沫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忠诚无畏的革命战士。她和笔下的青年革命者一样，确立了反抗与革命的志向，毅然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她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以这段“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为光彩”的经历，锤炼、造就自己，也为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当代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评）

　　“杨沫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休戚相连，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今天，我们正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要学习她坚定的理想、执著的信念和精神，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学习她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创作品质，努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热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评）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光明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