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光华大学创办于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约大师生无比义愤，而学校当局对师生的爱国行动却百般阻挠。广大师生对此极度不满，纷纷愤然离校，并誓言永远和约大脱离关系。由爱国学生533人和孟宪承、钱基博等爱国教师19人组织离校善后委员会，筹议自行创办大学。此举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大力支持,纷纷慷慨捐献建校基地和钱款。学生王华照之父王省三捐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中国纺大校址)土地90亩；学生许体钢之父许秋帆捐资5000元，学生张悦联之父张寿镛捐资3000元，并帮助筹划办校经费，其时捐资者甚众。学校先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房屋为校舍，取校名为光华大学。公推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刘湛恩、陆士寅、殷芝龄、潘序伦等为校务委员，于同年9月开学，翌年9月迁入大西路新址。

“六三”事件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集会抗议，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人民纷起反抗，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反帝运动。

　　就在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取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三十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然而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广大师生非常气愤，大学及附属中学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他们还提出收复教育权、创办中国人自己新学校的豪迈口号。

建立

　　离校师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王华照之父王丰镐（字省三）先生，慷慨将祖坟地90余亩捐做校址；学生许体纲之父许沅（字秋朋）先生捐开办费5000元；沪海道尹张寿镛（字泳霓）先生也是学生家长，除个人捐款3000元外，他还发行“建筑公债”20万元资助办学；朱经农先生自告奋勇承担向各方募捐经费的任务。

　　经过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就建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仔董事长，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学校定名为“光华大学”。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即取名于此。光华大学寓“光我中华”之意，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光华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四字为校训，6月3日为学校成立纪念日。

　　9月，光华大学成立，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租房上课。报名入学时，脱离圣约翰大学学生、各地学生亦闻风来校就读，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给声明退出圣约翰的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全校学生人数达970余人，大大超出了由圣约翰大学退出的学生人数。从爱国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至光华大学成立开学，历时只三个月，学校创建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发展

　　诞生于反帝爱国运动的光华大学创办后，得到各方爱国人士鼎力相助，办学条件日益完善。1926年1月，学校在王丰镐先生所赠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室2幢，学生宿舍3幢，教职员宿舍2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小工场等。

　　建校初期，学校设文、理、工、商四科14个系，其中文科包括：哲学、西洋文学、政治、教育、历史、国文、社会；理科包括：数理、化学、生物；商科包括：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工科不设系。另有附中一所。

　　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工科停办。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1932年，以教育系同学为主，创办光华大学实验中学（1933年立案时改称光实中学）和光华大学实验小学（后改称光实小学）。文科和附中的学生还利用课余时间举办光华义务小学和平民夜校，为附近的农村子弟扫盲，普及文化知识。

　　学校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被称为上海六大学之一。学生们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和体育竞赛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在江南八大学校的国语、英语演讲比赛中屡居前茅，还曾获江南八大学校网球、足球、越野赛的锦标。

抗日战争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全被日寇焚毁。张校长迫不得已，带领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卷交易所八楼上课，上海沦陷后仍继续坚持办学，未曾间断。

成都分校

　　为图久安之计，张校长与校董会商定，入川设立分校，加聘谢霖，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并请商学院院长谢霖担任筹备主任，全权筹备一切。不久，学校租定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开始修葺，并由谢霖垫开办费。

　　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蓉开学，4月6日，补行开学典礼。6月举行“六三节”光华成立纪念时，张寿镛校长赴四川分校并致辞。不久，成都分校新校舍建设也展开了， 1939年初，成都新校落成，全体学生由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西郊草堂寺迤西，此地改名曰光华村。内中教室两座，“甫澄堂”纪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赞助，“富铭堂”纪念张富安、仲铭、寿龄昆季之捐校址；学生宿舍两座，“鸣斋”纪念邓汉祥之赞助，“绩斋”甘绩镛之赞助；还有一条道路“绍孚路”，纪念陈绍孚之赞助。同时，此前购买的显微镜天秤等仪器及沪校拨给的图书也运抵四川。建校之初，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化学系，后又添设土木工程专修科及会计专修科，后停办化学系及土木工程专修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上海本部立即恢复。由于当时教育部有大学规程不准水久设立分校的规定，决遵张校长寿镛与谢校董霖当初商定成都分部永久留川的计划，决定将光华成都分部移请川省地方人士接办，并将全部校产一律奉赠。根据新校董会议定，新校名称为“私立成华大学”，于1946年2月1日在成都实行交接，王兆荣为成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所有校产，经校董会议决赠与川省。

　　1952年9月，成华大学与西南其他高等院校的财经专业合并，更名为四川财经学院，是建国之初全国高等院校分区布局中的四所财经学院之一，1985年11月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

更名

　　更名：抗日的另一种形式

　　1941年以后，由于太平洋日美战争发生，租界亦被日军占领，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校长立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

　　为避免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他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准许两学社毕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华大学得以恢复，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所不幸的是张寿镛校长未曾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于日本投降前二十七天在沪病逝。1945年10月，校董会进行改组，由翁文灏任董事长，朱经农任校长，朱公瑾、廖世承任副校长。

　　光华大学建校26年，为祖国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获学位者2400余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邓拓，中科院院士徐僖，著名学者周而复、赵家璧、张芝联、吕翼仁、张允和、穆时英、田间、姚依林、乔石、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柴泽民、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等一大批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

张寿镛

　　张寿镛：光华之魂

　　张寿镛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教育，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

　　1930年光华建校五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之时向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募捐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那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

　　由于光华大学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大学，许多博学之士不计报酬、不图名利，纷纷前往任教出力。张校长还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廖世承、钱基博、张歆海、韩湘眉、蒋维乔、胡适、徐志摩、李石岑、陶行知、黄炎培、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何柄松、钱钟书、叶圣陶、谢霖甫等都曾在光华大学及附中工作过。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担任光华大学校长20载，张校长呕心沥血，把办好光华大学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师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上书据理力争。1933年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80多人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他们。

合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1951年7月1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华东师范大学。8、9月间，大夏大学的中文、英文、历史、社会、数学、化学、教育、教育心理、社会教育系；光华大学的国文、英文、教育、数理、化学、生物系；同济大学的动物、植物系；复旦大学的教育系；东亚体专的体育系、体育专修科和沪江大学的音乐系相继并入。10月4日，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临时工作委员会（后为行政委员会）。10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1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华东教育部部长孟宪承兼任校长，孙陶林、廖世承为副校长。